经济学是一门研究选择的学科，选择是为了做出更好的决策，而科学决策则需要最优证据。经济学研究本质上也是证据生产和证据传播的过程。传统的决策证据主要来源于权威意志、专家意见、个人经验、传统偏好等，随着经济学科学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高质量的证据对各类决策者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各类传统证据和浩瀚的研究证据中，如何选取、整合、评价、转化、应用、传播高质量的证据进行高效、精准、公平的决策更是政策制定者的现实需求和关键难题。如何获取、评价、转化、应用高质量的最佳证据进行科学决策成为经济学实践领域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循证理念和方法的兴起也为这一巨大挑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并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循证理念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存在证据不足、证据评价质量不高等问题，更未曾从概念界定、学科构建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基于循证理念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基础，构建了循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探讨了循证方法在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的具体应用方向和发展前景。

1 循证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的逻辑推演

近年来，循证医学以其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方法，迅速渗透和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1996年，David Sackett提出循证医学的经典定义，即“医生严谨、清晰、明智地运用当前最佳的证据来为患者个体进行医疗决策”［1］，其最大贡献是提出一种确保医生能够遵循最佳证据，运用临床技能和经验，考虑患者意愿和价值观制定个体疾病的诊治方案。伴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循证实践运动在各个学科领域逐渐兴起。

1.1 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对循证理念较高的认可度

经济学虽然源于哲学，但是纵观经济思想的演化，几千年来它不断汲取着政治、管理、社会、文化、宗教、历史、制度、法律和数学的养分和元素，因此是一门多元化突出、交叉性较强的学科。经济学与医学更是具有较高的学科融合度，尤其是药物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卫生政策制定等都与经济学的相关性较强。

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循证理念与方法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早在1971年，循证医学思想的开创者Archie Cochrane在《效果及效率：卫生服务随想》一书中就强调健康政策中经济证据的重要性；Cochrane协作网20周年年会主题依旧反映出健康干预政策中效率的重要性［2］；Ian Shemilt作为Cochrane网的姊妹组织Campbell协作网的主席之一，致力于研究健康经济、社会问题，指出面对资源的稀缺性，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考虑干预措施的作用，更应该考虑该措施是否使得资源利用最大化，基于循证方法的决策如果只从效果的角度考虑可能会导致低效率及浪费，最好的决策应是将成本和收益与效果同时考虑，并且提出不应将经济问题只看作循证研究的一个分析部分，而应作为循证实践的一个方面，如健康经济学等［3-5］。

经济学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也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循证心理学、循证管理学、循证社会学、循证教育学等循证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循证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意味着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可以应用到经济学研究，同时也验证了循证经济学的可行性和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2000年Campbell协作网的建立，旨在推进循证理念及方法在教育、司法、福利、国际发展等领域［6］应用的系统评价证据数据库，更是全面推动了循证实践在社会、教育、心理、法律、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1.2 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决定了对循证方法较强的适用性

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化”进程，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化”进程则相对滞后。现今社会科学的第三次“科学化”仍处于萌芽阶段［7］，社会科学的科学化问题亟待解决，循证医学科学理念与方法的社会科学领域应用为解决社会科学领域如何“科学化”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和途径。

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化进程，从最早的观察和理论思辨转变为以实证方法为主的研究，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化和应用研究领域“技术”的迅速出现，进而提出了实践领域的科学化，即应用高质量的证据来指导实践。经济学研究中，实证研究以客观的数据方法来描述、解释、预测人的经济行为，但是由于数据来源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研究者水平层次不齐，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使得证据使用者对证据的质量难以甄别，将研究证据转化为实践方法会产生巨大的障碍。在经济决策和政策选择中，证据的选择更多基于常识、经验、权威、个人意志等，这些缺乏监管且时常与科学理论脱节的实践决策方式成为主要决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