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分裂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与实践更多是统一的，理论就是最高的实践。到了后来，理论与实践逐渐分离开来，普适的理论与具体的实践两者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文艺复兴后，各门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将理论研究分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以工程的形式将理论付诸实践，使实践成为了“理论的直接应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为统一理论与实践、缩短两者的距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但是，这种弱化实践智慧，将实践转换为理论应用的途径，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暂时地将理论与实践关联起来。自然科学主要与物打交道，理论与实践均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与规律性。理论研究者生产知识与技术，实践者应用知识与技术，两者并行不悖，易于统一。在其他非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理论并没有那么容易转化为实践。如果将整个人类的学科体系主要划分为三大科学门类，即自然科学(主要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军事学等)与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并按其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时间顺序形成一个学科序列，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大致的规律，越是接近自然科学一端，理论(或研究)与实践越容易统一、实践越容易转化为理论的应用;越是接近人文学科一端，决定实践的不可控因素越多，理论(或研究)与实践的距离越远。

但是，在自然科学一统天下、科学精神成为主流的时代精神之后，所有学科均被成熟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所吸引，呈现出一定的“物理学崇拜”情结。它们开始向成熟的自然科学靠拢，试图使自己更为“科学化”，以享受成为一门真正“科学”所带来的光明前途与荣誉、地位。这一“科学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讲，本质上就是一个“自然科学化”的过程。它的实现主要划分为三个步骤(见图1):(1)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各门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中独立得较晚的科学，如生物学、医学等)效仿成熟的自然科学，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实证研究，以观察、调查、测量、实验等实证方法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这一轮“科学化”的结果是，很多的“学科”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世所公认的“科学”。(2)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各门学科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按照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的顺序，逐渐实现应用研究领域的“技术化”，形成了所谓的“自然技术”或“社会技术”。(3)实践领域的“科学化”。将主要以常识、经验为指导的实践，转化为主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最终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工程”与社会科学的“循证实践”。

图1 各门学科的“科学化”之路

二、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路

(一)实证研究:基础研究的“科学化”

在物理学、化学等取得巨大成功后，它们成为了最早的效仿对象。比较早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始“科学化”进程的学科是生物学(以至于它很快成为了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生物学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观察法、分类法、比较法等展开研究，基本上无法运用成熟自然科学标志性的实验法、数字量化等方法。直至17世纪左右，生物学才逐渐引入实验方法。比如，哈维进行了血液循环的实验，黑尔蒙特进行了桶插柳树实验。但那时的实验法仍然非常简单，没有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直至19世纪后，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非常成熟，生物学才开始真正大批量地引进并使用实验法。利用层析、电泳、同位素示踪、X射线衍射分析、示波器、激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在生理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胚胎学、细胞学和遗传学等领域相继展开实验研究，并先后将这些分支学科转变为自然科学。

随后，医学及各门社会科学也纷纷加入了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的行列。医学逐渐从经验观察、理论思辨的方式，转变为以使用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随机对照试验、回归分析、判别分析等实验方法为主的研究方式。心理学使用从生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的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将自身从哲学母体中分娩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心理科学”。在社会学领域，孔德否认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本质区别，主张将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并参照力学的静态和动态概念，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将社会学转化为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在教育学领域，研究者在定性、思辨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引入调查法、量表法甚至实验法等量化研究方法，形成了所谓的“实证教育学”或“实验教育学”。在经济学领域，研究者以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形式，通过客观的方法来描述、解释、预测与控制人的经济行为，形成了主要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问题的实证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研究者强调以精确、量化的实证方法对政治行为及其互动进行经验描述，形成了旨在研究政治的“实然”而非“应然”状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总之，这一轮基础研究“科学化”的结果，促使很多原先的“学科”转化成后来的“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的概念本身，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得到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