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在中国遇挫。美国临床试验注册网站信息显示，4 月 15 日，中国的 2 项瑞德西韦临床研究已经终止。究其原因，除了该研究入组门槛高，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内上马的新冠临床试验太多，抢走了患者资源。 （详见《瑞德西韦遭遇患者样本不足，“人民的希望”淹没在 271 项研究中》）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诸多舆论称，瑞德西韦试验是被众多上马的临床试验 “淹死” 的，瑞德西韦失去了在尽早严谨证明其新冠疗效和安全性的良机，让该药的新冠治疗无法获得国内更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

美国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赵文乐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统计室主任姚晨注意到了此问题。他们分析了 2020 年 1 月 23 日至 3 月 5 日期间的 249 个中国境内的干预性新冠临床研究，这些研究注册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和美国临床试验注册网站两个平台上。（DeepTech注：截至 4 月 18 日，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已有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干预性研究 282 项。）

疫情期间各个临床试验项目在国家层面缺乏统筹协调，其中最为突出的风险是研究重复、设计不合理、运作低质量以及研究无法按时完成。赵文乐和姚晨呼吁，应该终结大量临床试验开展的无序状态，建议通过构建覆盖全国的国家临床试验网络，提高临床试验的设计质量与运作效率。

这个建议发表在 3 月 31 日的《中国循证医学杂志》，题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临床研究的启示与国家临床试验网络构想》。姚晨告诉 DeepTech，此方案既可以解决研究数据透明化，也能提高试验设计质量。

无序研究挤兑患者资源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重复研究。在这 249 个临床试验中，有 27 个涉及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有 22 个涉及氯喹类药物，包括氯喹、羟氯喹、磷酸氯喹或硫酸羟氯喹；有 6 个涉及盐酸阿比多尔。在 59 项包含中医中药治疗方案的临床试验项目中，10 个涉及具体中成药，其余 49 个则是中医辩证治疗或中西医结合治疗。

众多研究项目蜂拥而上，显然会导致各个项目样本量受限，而样本量是影响临床试验结果准确性和可信度的主要因素。在 249 个项目中，约一半试验的样本量不足 100 例，而 249 个临床试验项目的样本量合计超过了当时中国全部确诊病例数的三分之一。作者认为，小样本量项目不仅难以取得可靠的结论，而且客观上会导致患者资源挤兑，对大型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的完成构成威胁。

具体到这些临床试验的统计学设计，有 192 个为随机对照试验，其中 32 个表明采取盲法设计，如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方案中明确采用了严格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设计。其余 217 个均为开放性试验或未说明是否采用盲法。（具体案例见 DeepTech 此前报道《瑞德西韦与双黄连试验之比较，尚未起跑已分高下》）

作者指出，一个治疗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通过与另一个方案（包括安慰剂）比较而得出。如果没有设立对照组，即使在一个药物治疗之后有 80% 患者康复，也不能说明该药物有效。因为这些患者可能还有其它措施介入治疗，设立对照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其它干预措施的影响。

此外，即使在有对照的临床试验中，如果没有盲法措施的配合，患者招募与分组、治疗实施、数据评价等环节都可能受到研究人员个人意志的影响，从而给研究结果带来选择性偏倚。

临床研究的客观结论有时候是残酷的，有些候选药物或疗法可能是无效的，这并不符合人们的期望。姚晨说，有的临床研究人员为了追求发表阳性结果，可能会“报喜不报忧”，然而药物的研发是要有时间的，人们对新冠病毒疾病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

（来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姚晨说，临床试验研究的设计需要统计学家参与，因为很多临床研究者虽然对统计分析有所了解，但并不完全掌握随机分组、对照设计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另外，为保证随机分组的均衡性，效应指标评价的公正性，这些都需要对参与试验的临床医生设盲，以尽可能减少受试者的选择性偏倚和评价过程中的信息偏倚。

据第一财经报道，中国瑞德西韦临床试验项目负责人、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教授认为，随机双盲对照试验（RCT）是非常严格的临床试验，要验证药物的有效性，就必须要有安慰剂组的对照。如果让他重新设计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方案，仍然会遵从当时设计的对照组的思路。他强调说，只有安慰剂对照，才能有效地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如果不设盲，就容易误把病人的疗效归功于研究成果，把病人的恶化归咎于疾病的进展。